干婆是母亲认的干娘。母亲出生三个月被爷爷奶奶抱养,视为掌上明珠。爷爷奶奶不能生育,为了确保母亲能够顺风顺水成长,按照当地打干亲的风俗,给母亲拜了个干娘。
干婆和母亲都住在来家垭,这个地方三面环水,一面傍山,形似小岛,风景优美。岛上有两个院子,总共住着十余户人家。干婆家住在下院,母亲家住在上院。下院和上院中间由一条青石路和百余阶石梯连在一起。干婆身材高挑,眉清目秀,说话声音爽朗,做事干净利索,属于乡下那种既能干又贤惠的女人。
打我记事起,干婆就和三儿住在一起。三儿小名叫铁娃,我喊他干叔。听说三婆先后有过两个干爷,第一个干爷是个国民党军官,新中国成立前夕随军去了台湾;第二个干爷是个农民,很早以前就去世了,我没有见过。
干婆视母亲为亲生女儿,百般照顾,万般呵护,疼爱有加,时常接济母亲。一有空闲,她就从下院走到上院,和母亲坐在一起聊家常,做针线,亲密无间。
那时候还是大集体,爷爷奶奶过早离世,父亲有病,家中缺少劳力,我家成为村上有名的缺粮户,每次分到的粮食少得可怜,日子过得异常艰难。听说我出生时,由于粮食有限,吃糠咽菜的母亲没有奶水,我被饿得皮包骨头,细长的脖子撑不住脑袋,头搭在肩上,奄奄一息,村上人见了都说:“这孩子怕是难得养活。”
干婆看到我那要死不活的样子,心疼的要命,就对母亲说:“孩子没有奶吃,咋不喂饭?”母亲说:“娃太小了,粗糠粗菜咽不下去呀!”干婆出去打个转身旋即又回来了,双手捧着一个葫芦瓢,瓢里变戏法地装满大米。
母亲熬了一碗稀粥端到我的面前,没想到我闻到饭香猛然挺起头来,双目圆睁,张开嘴巴去吞那碗,把母亲和干婆委实吓了一跳。吃完那碗生命之粥,我还要吃。干婆说,孩子饥饿太久了,一次不能吃得太多,需要慢慢添加食量,逐步会好起来的。
那瓢大米吃完了,干婆又送给母亲一瓢,以后就那样一瓢又一瓢地相送,直到我也能和大人一样吃糠咽菜为止。
干婆和干叔都不识字,凡是家中来信,她就把信拿来我家,让我读给她听(那时我已经上学)。有时听着听着她就笑了,母亲也笑;有时听着听着她就哭了,母亲也哭。读完信后,她还让我回信,表扬我写得好,有出息。
有次干婆又拿来一封信让我给她读,原来是失散多年的干爷要回来了。从来信中得知,干爷去台湾后又娶了妻成了家,还有了孩子,工作十几年后退休了,现在生活得很好,本来早就想回家探亲,由于多种原因,未能成行,直到政策放开后才如愿以偿。
干婆听完信后,先是哭个不停,后又笑得不止,连说,他还活着,他还活着。那些天,干婆高兴得不得了,逢人就说老头子还活着,马上要回来了,活泼得像个小姑娘。
终于等到干爷回来了,一家人团聚之后,干婆就领着干爷来看他们的干女儿了。干爷身材魁梧,身板硬朗,威严中带着慈祥,一副军人派头。他笑呵呵地进了门,在堂屋的木椅上坐下来,详细询问母亲的健康和生活情况,以及家中这些年发生的变故,反复叮咛母亲要保重身体,要支持孩子好好读书。临走时他还塞给母亲一些钱,让母亲买些粮食补补我的身子,说我太瘦弱了。
上省团校时,我患了一场大病,做了手术。回家修养期间,干婆前来看我,左手端着葫芦瓢,里面装满大米;右手提着布袋,里面装有红糖、白糖和罐头。这在当时的陕南农村算是重礼了。母亲坐在我的床头,干婆坐在床边的木椅上,问这问那,爱怜之情溢于言表。母亲翻起我的上衣下摆,让干婆看我的伤口,用手轻轻抚摸。干婆边摸边说,娃受苦了,娃受苦了,眼里噙满泪水。干婆对母亲说我的太虚弱了,需要加强营养,补补身子。说完转身回家,又给我家提来一只大公鸡,让母亲为我炖汤喝。
有年春节放假回家,正好遇见干婆又来看望母亲。她们问我工作上的事情,还问到是否找到对象?我从公文包里取出那个女子的照片,递给干婆。她左看右看,不停点头,连连称赞,说脸蛋圆,眼睛大,鼻梁高,牙齿白,辫子长,一脸的旺夫相。手指还在照片上摸了又摸,爱不释手,脸上露出幸福地微笑。母亲站在一旁,也眯起眼笑。
婚后不久,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,我急忙赶回家里。由于当时我初出社会,工资微薄,毫无积蓄,可是母亲后事急需料理,无钱不行。在我心急如焚之时,铁娃干叔来了(干婆已经去世)。他让我不要着急,自己出去通过赊借的方式,备齐过事用的粮油、大肉、烟酒、蔬菜等生活用品。在母亲下葬那天,我的工作单位小河区公所派人前来,借给我叁仟元现款。母亲后事处理完毕,我拿着这些钱去还款,钱用完了,欠款却未还完。干叔说:“你是国家干部,拖欠乡亲的钱不太合适,我先借钱给你,去把所有的欠款全部还完,等你有钱了再来还我,反正我不等着用钱,你不必着急。”就这样,我和妻子把其他欠账都付清了,才返回单位。
时隔多年之后,我经常想起干婆,想起她对母亲的好,对我的好,以及干叔对我们的好。这种乡里乡亲间的无私关爱和真情厚意,犹如雪中送炭,温暖身心,让人永久感念。(赵攀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