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偷卖15.5万份简历获利数十万 智联招聘员工受审
昨日，智联招聘员工申欢（左一）李超（左二）和从他们手中购买简历的余秋云（左三），被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受审。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
利用公司漏洞，将在网站求职的个人简历廉价卖给他人，昨日上午，求职网站智联招聘的两名涉案工作人员申欢、李超，连同购买信息的北京某科技公司人事经理余秋云，被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北京市朝阳法院受审。新京报记者了解到，被交易的求职简历每份售价2元至2.5元，数量高达15.5万余份。
6月1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正式施行，公诉机关据该司法解释，建议对申欢判处3到5年的刑罚。
发现信息遭私售 智联招聘报案
去年6月22日，智联招聘的经营方北京网聘咨询有限公司(下称智联招聘)向公安机关报案称，公司通过内部网巡检发现，智联招聘的大客户部销售经理申欢自2016年1月至今，非法获取客户简历库用户名和密码，向外大批量私自非法兜售简历谋取暴利，涉及数量和金额十分巨大。2016年1月至6月15日，其向外部盗卖大量个人简历，内容包括姓名、身份证号、住址、电话、受教育程度、工作单位、薪资收入等个人信息。
智联招聘负责人说，按照公司的正常流程，销售人员去找有招聘需求的公司，双方签署《服务合同》，对方缴纳服务费用后，公司会提供网站简历库下载的用户名和初始密码给对方，对方在已开通的权限内对简历库的个人简历进行下载。报案人员说，智联招聘每份简历给招聘方报价是50元，申欢对外的兜售价格为2元至2.5元一份，公司为此蒙受损失近2500万。
申欢以及该公司客服李超，购买这些信息的北京某科技公司的人事经理余秋云归案。
称业绩压力大 利用漏洞挣外快
据检方指控，申欢、李超于2016年3月至10月间，利用公司系统漏洞，私自出售给余秋云的个人简历信息超过15.5万条。检方认为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三被告人的刑事责任。
对于检方指控的罪名，申欢、李超、余秋云三人均表示认可，但余秋云称自己最多只买过2万余份简历。
申欢称，在做销售期间业绩压力很大，同时经常有人私下问他能否将简历便宜出售。于是他便利用职务便利偷卖简历赚钱，并请公司客服李超帮忙。据了解，申欢犯罪获利达数十万，给李超的“好处费”有4万。
6月1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正式施行，公诉机关据该司法解释，建议对申欢判处3到5年的刑罚。
案件未当庭宣判。
揭秘
销售和客服合作“做”简历卖钱
对于如何获取如此大量的招聘简历，申欢说，2016年5月他发现公司的程序有漏洞，正常情况下，他和客户签了合同后，经公司财务进行审批合格，系统会生成一定数量的简历，他将网站的一个账户和密码发给客户，客户自行到后台下载简历，提取完毕后，该账户内的数据为“0”。
申欢发现，数据提取完毕后要和客服人员确认是否使用完毕，如果客服回复没有使用完毕，数据就又恢复到初始的定量数据，他便可以将这些又生成的简历下载卖给别人谋取利益。
正因如此，申欢便说服公司客服李超一起“做”简历，每“做”成功一次给他用微信发200元红包。
李超说，当申欢找到自己要这些简历的时候，他已经想到了“不是卖钱就是充当销售业绩获取奖励”，当时正赶上妻子住院需要用钱，就收下申欢发来的微信红包当做自己赚的“外快”。
■ 对话
以为行内“潜规则” 没想到是犯法
1985年出生的申欢2008年毕业后便进入了智联招聘，他说因工作努力和公司器重，自己一直做到了公司内销售的最高级别9级大客户经理。在庭审中他数次落泪，称自己并不知道在做犯法的事，以为只是触犯公司内部规定。
新京报：你在法庭上说私卖简历是业内“潜规则”？
申欢：对，不仅在我们公司，在整个行业这个可能是公开的秘密。现在社会上招聘压力很大，我认识的都是HR(人力资源)的经理们在考核重、招聘预算不足的时候，会来找到我们销售(做这个事情)。据我了解，其他招聘公司中也有人在这么做。
新京报：是说这个行业内对廉价简历有很高的需求？
申欢：基本上行业内有个标准报价，但因为价格较高很多公司都不愿接受。同时猎头公司对简历的需求量非常大，他们也会通过中间公司来找我买简历。
新京报：私下倒卖信息你知道是犯法的吗?
申欢：没想到自己触犯刑法。以前公司发生了这种事情会对员工开除处理，我没想到自己也会这样。现在我很熟悉这个罪名，尤其国家司法解释出来后，新闻播了几次，每一次看到都很后悔。希望大家以我为戒，任何公民信息都不可以倒卖，尤其是在网络发达的社会，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出现。
■ 专家说法
被告员工触及多重法律关系
招聘公司可以售卖的个人信息，为何其员工销售就触犯了刑法？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法律顾问、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解释称，按照规定，智联招聘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符合正当合法必要性原则。该公司收集信息并提供给企业客户是用户模式、产品模式决定的，应该是和用户有协议约定，关键在于收集使用转让中取得了用户知情同意。但是其员工个人是没有权力收集和转让用户信息，属于职务之便将掌握的信息非法提供给第三人。
因此，该案中的被告人触及了多重的法律关系，首先侵犯了公民隐私权，其次违反了内部的规章制度，最重要的是触犯了刑法中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。
赵占领认为，6月1日起实施的两高的司法解释明确了“公民个人信息”的定义，对相关量刑有了统一的标准，使司法机关在相关案件审判中对量刑有了参照。（记者刘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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